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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新闻编辑 | 刘海川
国内企业在境外实施腐败犯罪该如何追责？随着反跨境腐败法加快立法进程，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正逐步完善。
2024年7月19日，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表示，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明确提出了一些重要立法修法任务，包括制定反跨境腐败法等。
此前在2023年9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《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》，反跨境腐败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，属于条件比较成熟、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。
针对反跨境腐败立法的必要性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商浩文告诉界面新闻，近年来，我国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在境外发生腐败行为。统计发现，国内大量企业“走出去”过程中被世界银行列入黑名单，其中一个重要事由就是涉及腐败和欺诈。此外，被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实施制裁的企业名单中，2023年和2024年都是我国企业数量连续排名前列。
“这导致的负面后果很严重，一方面企业经营发展会受到限制，因为世界银行等机构建立了联动机制，被列入黑名单后在境外就不能参与这些银行投资的相关业务，比如不能作为承包方，以及承包方的材料供应商等。另一方面，也会损害我国企业整体和国家的形象，进而会波及更多企业受到制裁，引发一些国家借机长臂管辖。”商浩文说。
何为跨境腐败？2023年5月，湘潭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、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和博士研究生夏彩亮发表《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、挑战与对策》一文指出，就跨境腐败的定义和范围而言，应明确跨境腐败是指跨境组织和人员实施的贪污贿赂、利益输送、失职渎职和自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；明确跨境组织和人员，包括国家机关、企事业组织及其人员，外国在华机构及其人员，境外涉华机构及其人员。
该文章介绍，我国“走出去”企业廉洁合规的法律规制几乎处于空白地带。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我国企业整体上“走出去”时间不长、经验不足、风险意识不强，以致于跨境腐败风险突出。亟需完善企业反腐败廉洁合规的法律规范，明确企业预防腐败责任，提高企业的内生性预防腐败能力，把企业从治理对象变为治理主体。
近年来，我国持续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。2014年6月，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。2022年3月，这一机构更名为“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”，法制日报引述专家观点称，这意味着在持续推进追逃追赃的同时，我国将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司法合作，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。
《中国纪检监察》杂志2024年1月发文介绍，过去一年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加大跨境腐败治理力度，指导各省区市纪委监委健全工作机制，推动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向地方企业延伸；严肃查办跨境腐败案件，推动有关部门和企业制定系列整改措施、出台一批监管制度；持续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下大力气解决跨境腐败治理中的顽瘴痼疾。
“通过研究起草反跨境腐败法，研究制定纪检监察机关办理跨境腐败案件的指导性文件，建立健全跨境腐败问题线索台账等，为企业廉洁合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。”该文称。
2024年1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，今年要集中整治跨境腐败问题。强化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继续加大审计等移送问题线索查处力度，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。
跨境腐败治理确实存在难点。商浩文表示，我国在立法层面，比如刑法中对腐败犯罪，包括对企业境外腐败行为管辖的规定存在不足。中国公民在域外实施犯罪适用中国刑法，但是“单位”或“企业”并未被提及，这会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单位境外犯罪存在困难。其次，我国法律对认定境外腐败行为是否是单位意志方面，规定也并不明确。“跨国公司中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联系，不像在国内那么清晰，管理不可能像国内企业那么紧密，所以认定境外腐败行为能不能代表单位意志是个很大难点。”商浩文说。
2024年4月，《国际工程与劳务》杂志刊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杨晓鹏的文章表示，完善我国反海外腐败法律制度迫在眉睫，也正当其时。有关部门已在筹备出台反跨境腐败法，新法应当统领对各类海外腐败行为的行政、刑事规制。
该文建议，要解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域外适用问题，统一《对外承包工程条例》等境外业务领域法律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规定，也要适时修订洗钱、税务、审计、海关等其他领域法律法规，增强跨境反腐败有关法律的协同性。
商浩文指出，反境外腐败重点首先是统筹国内法治的发展，无论涉外法治怎么开展，核心基础仍然是国内法治的完善，应当对现行法律中影响跨境腐败治理的制度，比如管辖权问题进行修改。同时，开展反跨境腐败也要参考国外一些合理的制度，比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、英国反贿赂法案，要进行适当吸收和借鉴。
反跨境腐败也要重视国际司法合作。商浩文认为，“境外腐败行为都是发生在其他国家，我国司法机关没有执法权和调查权，对于跨境腐败的取证、调查，处罚和执行，都会涉及国际司法合作，同时，对于不同国家制度的差异，要进行统一协调和考量。司法合作机制要有灵活性，考虑不同法系制度的差异，这样才能取得最大共识。”
